那时，美国舆论界已经大哗。报刊上登出抗议，不许我踏上“神圣的美国领土”的呼声此起彼伏。俄国侨民更是变得比谁都凶狠，要求将我“遣送回苏俄”。
当我得知我不会被送返苏联时，心情无限轻松愉快。我无条件地接受了美国人对我讲的一切话，对我提出的一切建议，以及向我作的一切指示。我的“协作”使所有人大喜过望，于是，我只看见四周是一片微笑的面孔。我一点都不明白谁在向谁付钱，在全世界出卖我的书的版权时律师们能挣多少。我干脆就在随疯狂的“美国式欢迎”的浪头漂浮，而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
没有任何人等我去作出决定，一切决定已经为我作好。这些人也没有想过，他们给我在美国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不幸——他们把我变成一个“名人”，把我乔装打扮一番之后拿出来公开亮相，找借口把出版我的著作获得的千百万巨款用于投机活动。如此一来，美国人一直无法得知这位在苏联牢笼里的学习和工作中教养出来的文静姑娘的真实历史。相反，他们听到的只是与宣传和偏见适应的说法，说这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公主”，仿佛“父亲去逝结束了她在苏联的豪华生活，想要重新过上优裕的日子”云云。
是的，我最终得以了解到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我逃亡后那些年代里令人清醒的有益的教训。我这一代人是不允许出国旅行的，便本能地将美国理想化。从今天的角度回首往事，看来我最终得感谢我在这儿受到的所有“教育”。这一次我的老师不是书本，不是大学讲义，而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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